百度 波士顿的中美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不久前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说：“中国人已经明确表示：你们想打贸易战？我们准备好了。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全球南方、市场秩序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李宏伟：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伟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逻辑科学的标识性概念，形成系统科学的概念体系，从实践创新、制度完善、理念变革等维度，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世界提供了科学指引。“实践创新”彰显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大国担当。21世纪以来，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用7年左右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空气治理进程，成为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制度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美丽中国”“民生福祉”等丰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价值旨归，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健康和生态安全。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注重将实践成效转化为制度成果，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建立并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河（湖）长制等多项制度，不断完善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推动区域层面协同联动，实施主要流域、重点领域和关键行业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理念变革”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团结世界各国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促进世界各国凝聚“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国际共识，携手推进国际环境合作。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杨光斌：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四大知识议程】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认为，历史政治学研究之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待开垦的知识议程还很多。一是中国优秀政治传统文明的现代转换。中国政治学有责任把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连续性所形成的“历史性”讲清楚。诸如，在政治结构上，国家层面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为什么一以贯之，政府层面的民本思想为什么亘古不变，社会层面的仁爱原则为什么持之以恒。在政治过程上，为什么从协商政治传统演变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协商民主，为什么中国人的实践理性自古以来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对外关系上，为什么“和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行为原则。二是中国历史—当代政治实践的理论化议程。当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党的领导”，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体系和政治文化。而现有西方政党理论与“党的领导”政治实践是冲突的，因此，关于党的领导的政治理论无法从西方理论中去寻找，只能在比较历史研究中去“发现”。三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学理化议程。比如新时代以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这些重大概念都统一蕴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总概念之中。无疑，这些概念是理论性的，但实践性更鲜明，需要进一步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四是政治学原理体系（含世界政治学原理）研究议程。历史政治学关于一系列基础概念的发现/重述，学术界关于上述“研究议程”的系统化深入研究，必将为打造新政治学原理/世界政治学原理奠定坚实基础。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许利平：全球南方壮大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标志。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深远影响。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与77国集团开展协调与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合力推动南南合作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领域，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积极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十多年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和新型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和全球南方在全球性议题上集体发声，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全球南方的智慧与方案。中国与全球南方合作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引领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摘编自《光明日报》

　　【金碚：探索适应新经济的市场经济规则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碚认为，世界进入颠覆性科技创新和市场规则变革博弈的时代。这一时代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产业技术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各领域。人类必须探索和建构适应新经济的市场经济规则秩序，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合理取向和可行方式。第一，未来的市场经济世界，不再是像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思维所设想的那样，向着全球统一规则的市场经济和各国实行同质性产业政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演进。换句话说，经济运行和产业组织的“微观—宏观”秩序，将向“域观—协调”秩序演进。第二，对于产业公平竞争，传统的“反垄断”“反补贴”“反倾销”“反合谋”等属于产业竞争政策的主要关切将被弱化。第三，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的伦理性目标将更为重要和突出。数字技术所驱动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面临重大突破，不仅将超过人类智商和信息处理能力，而且将具有自主性和达成目标的强大能力。这样的经济场景和产业发展方向，有可能超越或违背人类的伦理原则，甚至导致对人类的严重负面影响和直接损害。第四，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所触及的国家安全风险是个越来越敏感的产业政策问题。数字经济所发生的产业和国际安全损害，如何定义和进行政策规范，亟待形成共识。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李彬整理）